第65章 群体寻根的条件 (第7/7页)

，不过是这些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对话之一。这次对话发生在未遭深度殖民和阶级结构多变的中国，发生在世界文明版图大变之前，应该说不足为怪。

    这次对话发生在尚无经济高速赶超和“国学热”的二十多年前，发生在西化浪潮独大和狂胜之际，难免各种误解与警觉。如果人们不是特别健忘，便可知“寻根”曾经几同污名，在八十年代中国遭受过两种严厉政治批评：一是来自当朝的左翼人士如贺敬之等，指“寻根”背离了“革命现实主义”和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，是回到“封建主义文化”的危险动作；二是来自在野的右翼人士如刘晓波等，指“寻根”是“民族主义”、“保守主义”的反动，纯属对抗全球现代化的螳臂当车。不难看出，这两种批评政治标尺有异，却分别延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“大破四旧”和“全盘西化”的两种实践，分别展现了苏俄西方和欧美西方的强势背景，透出了某种外来意识形态共同的面包味与奶酪味，显然是异中有同，甚至是一体两面。它们的联手打造了一种文明进步观，力图把本土这个话题打入遗忘。

    但对话毕竟发生了，或者说开始了。

    这一类对话能否丰富和提升人类的整体精神，则正在和将要考验参与者们的能耐。

    说到这里，基本不涉及对“寻根”或“文化寻根”的绩效评估，更不意味着对各种文明体系做出全面价值判断。

    清理该现象的三两相关条件，只是为了今后讨论多一点方便。

    2009年6月

    *最初发表于2009年《上海文化》杂志。